黄维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惨败,他提到:“第十二兵团包括四个军和十个师,约十几万人的兵力,几乎全部被歼灭,除了少数侥幸逃脱的部队,其余全军覆没。师长以上的干部中,除副司令官胡琏、副军长谷炳奎、师长尹俊、王靖之、张用斌等逃脱外,我和军长吴绍周、覃道善、杨伯涛,副军长王岳,师长王元直、尹钟岳、夏建勣、潘琦等都被解放军俘虏,经过人民宽大处理铭创配资,开始了新生的道路。”
第十二兵团的全军覆没不仅是黄维的军事失败,更让他和一众部下成为战犯管理所的“常客”。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其他兵团的将领在战犯管理所都结成了紧密的团体,彼此安慰,而黄维却始终如孤岛般孤立无援。尤为突出的是,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对黄维心生强烈不满,他愤怒地回忆道:“黄维和胡琏担心战车在夜间行动不便,逃不掉命,于是早在下午四点多便指挥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而他们俩则在后方逃跑,根本没有通知我和覃道善。直到我不耐烦,决定出去望风时,才发现西北方混乱一片,派人联系才知道他们已经走了。”
展开剩余78%不仅如此,黄维的下属覃道善还揭露了黄维在淮海战役期间曾下令使用毒气弹。覃道善虽然从黄维那里拿到毒气弹,但因其军阵位于双堆集北面,风向常常刮东北风和西北风,他认为使用毒气弹只会对自己部队造成危害,所以并未执行这一命令。杨伯涛也证实了黄维的毒气弹分配给了第十八军,并曾两次使用。第一次是在12月12日,在双堆集东南的尖谷堆,使用毒气弹后,解放军立即停止进攻,战场一度陷入寂静。第二次是在双堆集西边的一座山庙前,当解放军突破防线时,杨伯涛命令再度使用毒气弹,随后步兵跟进突击。然而,即便面对毒气和炮火,解放军始终未曾后退,稳住了阵地。
杨伯涛在回忆录中尖锐地指出:“毒气弹并没有挽救我们的败局,反而让蒋中正及那些使用毒气弹的人犯下了滔天大罪。”这番话显然表露了他对黄维的强烈愤怒。在战犯管理所,黄维因此成为人人厌恶的对象,甚至连他曾经的“战友”也对他产生了深深的鄙视,因为在国际战争中使用毒气已是不可容忍的罪行,何况是在内战中,向自己人释放毒气。
除了不受欢迎的军事指挥,黄维的个性问题也使他在战犯管理所成为众人眼中的“孤家寡人”。他忠诚于陈诚,经常与反对陈诚的将领发生争执,甚至因此与其他被俘将领发生激烈冲突。陈诚作为“土木系”的核心人物,在军界一向傲慢自大,他对其他部队的将领十分不屑,而这些将领也同样不待见陈诚。因此,黄维常常因为支持陈诚而与其他人争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因与人争执而引发了暴力冲突。
例如,在一次争执中,黄维被康泽手下的少将当众扇了一记耳光,而其他人则纷纷围观,似乎没有人愿意为黄维出头。事后,黄维不仅没有反思自己,而是通过写下“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的纸条,将自己的不满公之于众。黄维的态度激怒了曾坚守临汾的梁培璜,梁当场质问他:“‘虾’指的是谁?‘犬’指的是谁?”黄维依然懒散地翻白眼,令梁更加愤怒。最终,梁培璜忍无可忍,重重地扇了黄维两个耳光。尽管黄维愤怒反击,试图朝梁打去,却被人拉住,跌倒在地,脸上皮破血流。
有一些回忆录对此事件的描述有所不同,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黄维受到的耳光只有一个,而黄济人则表示黄维被梁培璜打了两个耳光,且后者在打黄维前曾威胁他回答“虾”与“犬”指代的是谁。不同的回忆录版本,也让事件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沈醉在回忆录中还提到,黄维在战犯管理所与董益三发生冲突时,有着“击毙董益三”的能力,然而这一说法显然是夸大了事实。毕竟,黄维虽然有书呆子般的外表,但显然没有泰森般的拳击能力,沈醉显然是夸大其词。
黄维的战犯管理所生活,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败北,更是他个人性格的全面暴露。在这些回忆录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固守过时观念且性格孤僻的军官,他的失败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失误,更多的是其对现实的漠视和对同胞的冷漠。最终,黄维在1975年才被特赦,而与他曾经有过争执的董益三,早在1960年就已经获得特赦并重新担任工作。尽管黄维在战犯管理所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他的经历依然成为众多被俘将领回忆中的一段标志性事件,展示了蒋军中将的失败与堕落。
而这些回忆录也揭示出铭创配资,战犯管理所不仅仅是一个关押战犯的地方,它也成了许多将领之间斗争与心态变化的缩影。在这里,所有的胜败与荣耀最终都化为尘土,留下的只有一个个失落、孤独、甚至是相互背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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