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惨败，他提到：“第十二兵团包括四个军和十个师，约十几万人的兵力，几乎全部被歼灭，除了少数侥幸逃脱的部队，其余全军覆没。师长以上的干部中，除副司令官胡琏、副军长谷炳奎、师长尹俊、王靖之、张用斌等逃脱外，我和军长吴绍周、覃道善、杨伯涛，副军长王岳，师长王元直、尹钟岳、夏建勣、潘琦等都被解放军俘虏，经过人民宽大处理铭创配资，开始了新生的道路。”
第十二兵团的全军覆没不仅是黄维的军事失败，更让他和一众部下成为战犯管理所的“常客”。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其他兵团的将领在战犯管理所都结成了紧密的团体，彼此安慰，而黄维却始终如孤岛般孤立无援。尤为突出的是，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对黄维心生强烈不满，他愤怒地回忆道：“黄维和胡琏担心战车在夜间行动不便，逃不掉命，于是早在下午四点多便指挥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而他们俩则在后方逃跑，根本没有通知我和覃道善。直到我不耐烦，决定出去望风时，才发现西北方混乱一片，派人联系才知道他们已经走了。”
展开剩余78%不仅如此，黄维的下属覃道善还揭露了黄维在淮海战役期间曾下令使用毒气弹。覃道善虽然从黄维那里拿到毒气弹，但因其军阵位于双堆集北面，风向常常刮东北风和西北风，他认为使用毒气弹只会对自己部队造成危害，所以并未执行这一命令。杨伯涛也证实了黄维的毒气弹分配给了第十八军，并曾两次使用。第一次是在12月12日，在双堆集东南的尖谷堆，使用毒气弹后，解放军立即停止进攻，战场一度陷入寂静。第二次是在双堆集西边的一座山庙前，当解放军突破防线时，杨伯涛命令再度使用毒气弹，随后步兵跟进突击。然而，即便面对毒气和炮火，解放军始终未曾后退，稳住了阵地。
杨伯涛在回忆录中尖锐地指出：“毒气弹并没有挽救我们的败局，反而让蒋中正及那些使用毒气弹的人犯下了滔天大罪。”这番话显然表露了他对黄维的强烈愤怒。在战犯管理所，黄维因此成为人人厌恶的对象，甚至连他曾经的“战友”也对他产生了深深的鄙视，因为在国际战争中使用毒气已是不可容忍的罪行，何况是在内战中，向自己人释放毒气。
除了不受欢迎的军事指挥，黄维的个性问题也使他在战犯管理所成为众人眼中的“孤家寡人”。他忠诚于陈诚，经常与反对陈诚的将领发生争执，甚至因此与其他被俘将领发生激烈冲突。陈诚作为“土木系”的核心人物，在军界一向傲慢自大，他对其他部队的将领十分不屑，而这些将领也同样不待见陈诚。因此，黄维常常因为支持陈诚而与其他人争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因与人争执而引发了暴力冲突。
例如，在一次争执中，黄维被康泽手下的少将当众扇了一记耳光，而其他人则纷纷围观，似乎没有人愿意为黄维出头。事后，黄维不仅没有反思自己，而是通过写下“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的纸条，将自己的不满公之于众。黄维的态度激怒了曾坚守临汾的梁培璜，梁当场质问他：“‘虾’指的是谁？‘犬’指的是谁？”黄维依然懒散地翻白眼，令梁更加愤怒。最终，梁培璜忍无可忍，重重地扇了黄维两个耳光。尽管黄维愤怒反击，试图朝梁打去，却被人拉住，跌倒在地，脸上皮破血流。
有一些回忆录对此事件的描述有所不同，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黄维受到的耳光只有一个，而黄济人则表示黄维被梁培璜打了两个耳光，且后者在打黄维前曾威胁他回答“虾”与“犬”指代的是谁。不同的回忆录版本，也让事件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沈醉在回忆录中还提到，黄维在战犯管理所与董益三发生冲突时，有着“击毙董益三”的能力，然而这一说法显然是夸大了事实。毕竟，黄维虽然有书呆子般的外表，但显然没有泰森般的拳击能力，沈醉显然是夸大其词。
黄维的战犯管理所生活，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败北，更是他个人性格的全面暴露。在这些回忆录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固守过时观念且性格孤僻的军官，他的失败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失误，更多的是其对现实的漠视和对同胞的冷漠。最终，黄维在1975年才被特赦，而与他曾经有过争执的董益三，早在1960年就已经获得特赦并重新担任工作。尽管黄维在战犯管理所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他的经历依然成为众多被俘将领回忆中的一段标志性事件，展示了蒋军中将的失败与堕落。
而这些回忆录也揭示出铭创配资，战犯管理所不仅仅是一个关押战犯的地方，它也成了许多将领之间斗争与心态变化的缩影。在这里，所有的胜败与荣耀最终都化为尘土，留下的只有一个个失落、孤独、甚至是相互背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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