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立波配资伐
危拱之是红军和苏区文艺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她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是我国第一批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女共产党员之一，也是参加了中央红军长征的30多位女战士之一。她1931年担任我军第一个比较健全的文艺机构——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担任中央苏区工农剧社副社长，参与组织成立了红军和苏区的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在中央苏区，危拱之和李伯钊、石联星、刘月华等人是有名的文艺明星，她们的演出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欢迎，风靡一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危拱之担任人民抗日剧社社长，抗战时期主持开封孩子剧团工作。危拱之长期从事文艺工作，为我党我军的文艺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由于革命的曲折性，危拱之三次蒙冤，曾被开除党籍，但她却始终信念坚定，百折不挠，战斗在文艺战线。由于建国后危拱之因病长期休息，因此不为公众所熟悉。
具有文艺特长的黄埔军校女生危拱之
危拱之1905年生于河南信阳，原名危玉辰，参加革命后改名危拱之。1922年，危拱之考入汝阳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夏，危拱之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在校期间，危拱之借阅《新青年》杂志和鲁迅、郭沫若的著作，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1926年冬，危拱之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办女生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造就了危拱之、赵一曼、胡筠等中国现代第一代女兵。
1927年4月，危拱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发表声明反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决定提前结业，每个学员发一张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毕业证书，女生队被迫解散。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爆发，危拱之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战斗。翌日夜，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城，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师，危拱之到师政治部当宣传员，和陈同生等人创办《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旧址。
1928年4月，海陆丰苏维埃运动失败，危拱之等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撤退到香港九龙。后经恽代英介绍，她从香港来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之后被派往河南省委工作。
1929年6月，危拱之和爱人张景曾（曾任河南省委书记）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张景曾被分配在特别班学习，危拱之被分到俄文13班学习。当时危拱之怀有身孕，为了不给组织增加负担，全身心学习革命理论，征得张景曾的同意，危拱之毅然做了人工流产。暑假，危拱之等中国学员被安排到海滨城市敖得萨等地度假。苏联有关方面为帮助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文艺骨干，派出一批著名演员，来到危拱之等中国学员的度假地，对他们进行文艺培训，排练歌剧、话剧、舞蹈等。10月，危拱之被编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普通班第一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这时，苏联掀起了“肃反”运动。掌控中山大学支部大权的一伙人，利用苏联“肃反”，在中山大学搞“清党”，残酷打击不满“左”倾教条主义的学员。张景曾因反对“左”倾教条主义被开除党籍，后失踪（一说被秘密处死）。危拱之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反革命分子”，也被无情批判斗争，最后被定为“托派嫌疑分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强令她到一家印刷厂劳动改造。1931年2月，危拱之奉命离开苏联回国，被安排到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同年夏初，在闽粤赣军区参谋长萧劲光的过问下，恢复了党籍。
中央苏区的文艺骨干
1931年初，危拱之任瑞金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戏剧管理委员会委员，编导排演戏剧。1931年冬，以红军学校为基础，组建了红军大学，危拱之任校党委委员兼俱乐部主任。在校长刘伯承的支持下，危拱之、李伯钊、伍修权等人很快创办了红军八一剧团，这是红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的文艺团体。危拱之集编剧、导演、舞蹈、歌咏于一身，经常率剧团赴前线慰问红军部队。她编的顺口溜：“毛委员，好主张，牵着鼻子打老蒋；运动战，反围剿，战果辉煌捷报传。”简单明了又生动形象，为官兵与群众所喜闻乐见。
1932年夏，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八一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中央苏区工农剧社，张欣任社长，危拱之任副社长。中央局要求，工农剧社除了搞好自身的节目外，更重要的任务是负责领导全苏区的文艺工作，各革命根据地都要建立工农剧社的分支机构，工农剧社总社负责为各根据地的分社训练文艺干部，帮助编剧、排练节目。1934年2月，瞿秋白到中央苏区主持中央苏维埃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会工作，危拱之被调到高尔基戏剧学校工作，积极参与培训苏区文艺干部和戏剧演出等活动。危拱之满怀喜悦投入到苏区的革命文艺事业中，她的优美舞姿和嘹亮歌声，时刻鼓舞着苏区军民去战斗。危拱之参与组训几十个红军剧团，培养了一批文艺人才，成为中国红色文艺的开拓者。
◆危拱之
此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怀疑从苏联回来的、当时与危拱之建立了恋爱关系的红军大学总教官郭化若是“托派”，派危拱之跟踪监视他。为了搞清郭化若的真实情况，危拱之登门拜访过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她说，郭化若到红军三年，一直在我身边工作，掌握着党的机密及红军的作战计划，从没有发生泄密现象，是一位忠诚的同志，完全不像有些人说的是反革命。危拱之又找到朱德。朱德给了她同样的回答：“郭化若对党一心一意，我们不能因他与什么人来往而伤害他。”朱德分析，因郭化若是个人才，可能是有人妒忌而陷害于他。危拱之心里有数了，她相信郭化若，便将王明的代理人迫害郭化若的内幕如实地告诉郭化若。在“组织”面前，她实事求是，结果因此而戴上包庇郭化若的帽子。危拱之随即被扣上“托派嫌疑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两顶帽子，“永远”开除了党籍。危拱之第二次背上了黑锅，但她没有动摇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坚信党会把她的问题弄清楚。
危拱之的《凤阳花鼓》，成为长征途中的一道文艺盛宴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博古等人准备把危拱之等所谓“犯错误”的干部留在中央苏区，不让参加长征。后由于中革军委第四局局长叶剑英的建议，危拱之才得以随军转移。危拱之带着简单的行装和组织介绍信，到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干部团报到配资伐，被任命为团直属队四科（总务科）科长。危拱之欣然接受了这个职务，并表示：“我心情沉重，可没有绝望，要求考验，不要求马上信任。”和危拱之一起参加长征的文艺骨干，还有李伯钊、胡底、钱壮飞等人，他们在漫漫征程中继续进行文艺和戏剧活动，热情为长征部队和长征沿途群众服务。
干部团政委宋任穷回忆长征时说：“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度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拱之同志对干部团其他同志的照顾也是满腔热情、无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缠过足，但是由于马匹少，在整个长征途中，她从来没有骑过马，完全是靠一双‘解放脚’一步一步地走完了两万五千里。”这条毛线围巾是用土黄色的旧毛线纺织成的，上面有不少接头，但手工很精细。围巾在抗日战争中不慎丢失后，宋任穷感到十分惋惜。
红军转战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穷山恶水之间，既要对红军指战员和伤病员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又要对白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因此沿途的政治宣传工作任务极为繁重。危拱之除了做好部队的各项繁重的工作，还发挥她的文艺特长，积极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她不顾行军疲劳，坚持为红军战士和沿途群众表演歌舞节目。危拱之编唱的新《凤阳花鼓》更是全军闻名，深受欢迎。在行军疲惫的时候，常有战士风趣地喊道：“快点走啊！唱‘花鼓戏’的同志就在前面，去听她唱两段吧!”听说前面有演出，战士们行军的速度也就快起来了。多年后，仍有红军老战士能一字不差地唱起危拱之当年演唱的《凤阳花鼓》：“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咚咚隆咚锵，咚隆锵……”
斯诺眼中的危拱之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11月，红一军团战士剧社承担了为红十五军团和陕北苏区慰问演出的任务。军团政治部领导对此非常重视，专门聘请了危拱之来当教员。为了给慰问演出充实新节目，她辅导宣传队唱新歌，排练了几个舞蹈，还临时编排了歌颂十五军团的小节目。节目内容丰富多采，形式多种多样，足足够一台戏了。十五军团的首长和部队一起观看了宣传队的首场演出，并和宣传队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慰问演出期间，周恩来还在这里观看了宣传队的演出。
1935年夏，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连接起来。为了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动员群众粉碎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进一步“围剿”，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员会共同决定，于1935年7月在延川县永坪镇建立了陕甘根据地的第一个红军剧团——西北工农剧社。1936年初，红一军团代政委朱瑞找危拱之谈话。他说：“拱之同志，根据你在长征中和一贯的表现，军团政治部提交的报告，张闻天同志亲自批准了，恢复你的党籍。党龄从原来的1927年4月算起。我代表党组织正式通知你，并向你表示衷心祝贺。”危拱之激动地说：“感谢党中央，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朱瑞接着对危拱之说：“还有件事通知你。徐（特立）老被委任为边区教育部长，新组建了一个‘人民抗日剧社’，点名要你去当社长。中央组织部通知你去报到。”危拱之说：“我真舍不得离开一军团的同志们。不过，既然是组织决定，我坚决服从。”
朱瑞所说的人民抗日剧社是以原西北工农剧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其成员一部分是原西北工农剧社的成员，一部分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一部分是新招收的青少年。危拱之亲任剧社导演，手把手地给这些年轻演员排练戏剧、歌舞节目。危拱之把在中央苏区演出的节目，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祖国进行曲》《儿童舞》《新老海军舞》《乌克兰舞》《机器舞》《军事活报》《扩大红军活报》《亡国恨》等都手把手地教会了这些演员。成仿吾、冯雪峰等也给剧社编写新剧本，并且抽空同演员们交谈和进行指导。
◆人民抗日剧社成员合影。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到陕北访问后，观看了人民抗日剧社的精彩演出。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观看剧社演出的情况：“我同一个邀我前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出发时，人们已经纷纷朝着那个用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奔去了。……我看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观众中间，像旁人一样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演出一开始就再也没有人去怎么注意他们了。台上挂着一块红色的绸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剧社’几个大字，还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节目有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可以说是一种杂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两个中心主题：抗日和革命。”这是一个西方记者第一次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红色戏剧”。
斯诺在人民抗日剧社演出结束后，专访了危拱之。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
演出结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旧未减。因此第二天我去访问人民抗日剧社的社长危拱之女士。
危女士说：“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我遇到好几个少年先锋队员，他们还只有十几岁，可是已经过长征，现在负责组织和训练各个村子里的儿童剧社。
“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诉我，“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是绝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
剧社的演出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
1935年12月，党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7月，中央派叶剑英作为中央工委代表到安塞领导东线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做张学良部队的工作。叶剑英到安塞后，深入各地工委了解情况，多方接触东北军官兵，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此期间，叶剑英给周恩来写信，请求派人民抗日剧社到安塞演出。8月，中央军委指示人民抗日剧社执行一次新的任务。为做好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危拱之率剧社由保安前往安塞，为东北军演出抗日救亡节目。在安塞旧城河西，周恩来、叶剑英接见了危拱之和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员。周恩来赞扬了人民抗日剧社在直罗镇、东征等战役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希望他们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周恩来提出了殷切期望：“这里距离延安只有六七十里路程，延安驻有东北军一○五师等军队，从安塞向南十多里就是红、白区的交界线，在那里双方协定设了个贸易集市，双方人员都可以在那里赶集做生意。给你们换下红军服装，让你们在赶集时演出，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打回老家去’等等。用你们的艺术武器，去打动东北军官兵的思想灵魂。这是个特殊任务，一定要演好。”
◆1937年8月，邓颖超与危拱之（中）、戚元德（左）在西安。
危拱之等深受鼓舞，当即表示了坚定的决心，第二天便进行了认真的排练和准备。在杨家沟集市上，剧社相继演出了歌剧和活报剧《亡国恨》《宁死不屈》《松花江上》《活捉汉奸》《扩大抗日军》等，演出的舞蹈有《统一战线舞》《抗日舞》《海陆空军总动员舞》等。
危拱之带领剧社刚开始演出时，国民党派到东北军中的特务和东北军中的反动军官，不但自己不敢看，还不让他们的士兵看，不断地驱赶观看演出的士兵。一次，一个军官因驱赶无效，竟抡起“文明棍”毒打一个士兵，那个士兵却一动不动，仍站在那里看戏。那个军官急了，边打骂边说其中了“赤毒”。那位士兵听了这话，嚎啕大哭，边哭边数落那个军官：“你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东北人”，“我们国家沦陷，乡亲们做了亡国奴，你心里就不难受”，“你还有没有良心，有没有人性”。围观的群众也忍不住了，一拥而上，声援那个士兵。人民抗日剧社的演出也停止了，舞台监督趁热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回老家去，解放全东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台下的群众也一起高呼口号，吓得那个军官灰溜溜地走了。
当东北军官兵看到人民剧社演出的《亡国恨》这幕悲剧时，含着热泪要求红军帮助他们打回老家去，不当亡国奴。危拱之带领剧社演出六场，场场爆满，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演出结束后，周恩来鼓励危拱之说，毛主席经常教导，军阀、官僚、政客和一切反动派是极少数，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大多数是穷苦劳动人民出身，有的还是被抓壮丁抓来的，有的也是苦大仇深。你们这次执行任务，完成很好。今后要不断总结经验，把宣传工作做得更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出，危拱之带领剧社圆满完成了任务。从后来东北军官兵的表现来看，这场持续一个月的演出活动触及了他们的思亲之情、离乡之痛、不战之恨，赢得了他们对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广泛赞同和拥护，演出取得了很好的统战效果。
危拱之与开封孩子剧团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危拱之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内务成员奔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危拱之负责党从西安到上海的政治交通工作，同毛泽民等人秘密地完成了从上海到西安运送国际救援款的艰巨任务，同时兼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1937年5月，危拱之在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1938年3月，危拱之到开封担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她化名魏晨，公开身份是扶轮小学的教员。开封扶轮小学的学生都是陇海铁路员工的子弟。扶小有个宣传队，下面又分歌咏队、募捐队和慰问队，经常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到校外进行活动。为前方抗日战士募集捐款，到伤兵医院进行慰问，到火车站欢送开往前线的抗战部队。
危拱之感到，开封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如果不把已经发动起来的救亡力量组织起来，势必将随着古城的失陷而流散，走向自生自灭。她果断地提出，把扶小宣传队改建为开封孩子剧团，走向社会，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必要时，还可以掩护党的工作。这个提议，经省委正式讨论通过，并决定由危拱之主持施行。
◆危拱之与开封孩子剧团雕塑。
剧团组成后，1938年3月8日，危拱之率孩子剧团参加了河南各界抗日救亡文艺汇演大会。孩子们的精彩演出使观众们耳目一新，演出大获成功。也就是在这次汇演中，开封孩子剧团的合法地位被承认。此后，剧团在开封众多抗日救亡演剧团体中脱颖而出，得到了高度评价。此后，凡有重大演出活动，孩子剧团都被邀请参加。
1938年5月中旬，日寇攻陷徐州，沿陇海路西犯，开封国民党当局开始西迁，群众也四散避难。5月23日，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危拱之率孩子剧团离开开封，辗转于平汉线附近，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剧团先后在许昌、驻马店、南阳等不少地方演出，最后到了确山竹沟。开封沦陷后，小演员们更加挂念父母亲人，情绪波动较大。危拱之采用按年龄大小相称兄弟姐妹的办法，使小演员间增加了亲情成分。河南省委又及时送来了药品，想办法改善剧团的生活，使团员深感集体的温暖，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
◆开封孩子剧团团徽。
在1939年11月的竹沟事变中，危拱之和河南省委书记刘子久等一起指挥战斗，突出重围。此后，孩子剧团解散，一部分成员奔赴延安，一部分成员参加了新四军。开封孩子剧团存在时间不足两年，但孩子们真挚的呐喊、歌唱，鼓励了前方战士的勇气，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良知。
1939年12月中旬，中共豫南特委领导下的信阳挺进队成立，李德纯任司令员，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率队向四望山挺进，开创抗日游击根据地。1942年，危拱之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1943年3月，危拱之回延安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1945年春夏，危拱之作为华中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中共七大。1945年冬，危拱之担任热河省赤峰市委副书记，指挥反霸和镇压反革命分子。1947年6月，解放军第二次解放赤峰后，危拱之任赤峰市委书记。1948年11月，危拱之任中共沈阳市北市区委书记。1949年初，危拱之的肺结核已到三期，不能坚持工作，经组织批准长期休息。1973年2月8日，危拱之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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