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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了整整七年。在这漫长的七年中，文王随时都处在生命危险的边缘，他的处境极其艰难。为了保全性命，文王不能表现得英勇无畏，也不能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必须学会“趋炎附势”，表现出对纣王的绝对忠诚。他甚至不得不指使自己的大臣如闳夭等人四处奔走，搜罗美女、美马以及各种珍稀奇宝，献给纣王的宠臣费仲，借此博取纣王的欢心。
最终，文王如愿以偿，成功赢得了纣王的信任，被释放归返周地。当然，文王的释放也与当时诸侯对纣王施加的压力密不可分。正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所记载：“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见，诸侯的集体压力迫使纣王不得不释放文王。
文王虽然获释回到了周地，但他非常清楚纣王的内心并未真正放下戒心。以当时周及其盟国的实力来看，根本无法正面对抗商朝。如果稍有疏忽，露出破绽，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重蹈覆辙。因此，文王深藏着推翻商朝的宏伟计划，在表面上极力装出一副忠诚顺从、没有野心的模样。
展开剩余87%返周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帝辛三十年春，文王成功说服了归附他的各诸侯随他一起到商都，向纣王进贡问安，以示忠诚。为了让纣王更加放心，文王还在周原亲自主持“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的仪式，故意装作一副胸无大志、只图享乐的态度。纣王见此大喜过望，觉得文王已经彻底服从自己，便松了一口气说：“周伯昌改过易行，吾无忧矣。”于是，纣王赐予文王“西伯”封号，慷慨赐地千里。自此，纣王对文王彻底放下戒心，全身心转而征讨东方的夷人势力。
文王此举一举多得，喜出望外。回到周原后，他还特别以祭祀的形式将这件事禀报给先祖。考古发现，周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册周方伯”的记载，证明了这一历史事件。
在成功博取纣王信任的基础上，周文王开始进行战略大布局，将势力范围向商朝难以触及的南方和西南方向推进。包括江淮、江汉流域和西南的巴蜀地区，后来陆续归附周，成为周的重要盟国。正如《诗经·国风·汉广》中所述：“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这表明文王的政治影响力已广泛渗透南方。
从战略角度看，周文王对南方江淮、江汉及西南地区的扩展，意在从西北、西和南三个方向形成对商朝的半包围态势。但这背后或许还有更深远的用意，那就是打通江汉水路，进而与长江下游的吴族联结，借此策反东夷。值得一提的是，吴国开国领袖太伯正是周侯季厉的哥哥，也就是周文王的大伯父，这为文王的南方政策提供了血缘和政治基础。
与此同时，文王在西方也悄然壮大势力。他相继“侵孟、克莒、举鄷（丰）”，这些行动引起了纣王的猜疑。得知消息后，文王迅速亲赴商都，主动将属于周的“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献给纣王，换取废除残酷的炮烙之刑的承诺。
这次举动天天配资，文王可谓一箭双雕，不仅打消了纣王的疑虑，还减轻了百姓的苦难，赢得了民心。孔子在五百年后高度赞扬道：“仁哉文王！轻千里之国而请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这正体现了文王以民为本的政治智慧。
在废除残酷刑罚的基础上，文王将“爱民”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极大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相比商纣王的暴虐淫乱与滥杀无辜，周文王的道德君子形象如同磁石般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
他的威望与日俱增，以至于诸侯之间发生纠纷时，也纷纷来求文王评断调解。其中最著名的是周国邻近的芮、虞两国因地界产生争端，双方僵持不下，竞相求助文王。入境周地后，他们发现周人耕田时相互谦让，尊敬长者的美德，令芮虞两国人感到羞愧不已，遂决定相互让步，和平解决纷争，携手而归。《左传》记载诸侯闻此纷纷称赞：“西伯盖受命之君。”
这起平息芮虞纷争的事件，不仅展示了文王以德服人的成效，也标志着周人正式掌控潼关、崤函一带的天险，形成对商朝进可攻、退可守的绝对战略优势。此时文王公开“受命”已具备坚实的现实基础。
此时，贤能之士伯夷避纣流亡北海之滨，姜尚（姜子牙）隐居东海之滨，两人闻知文王敬老爱幼、贤明治国，纷纷投奔。孟子称赞：“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姜尚的祖先曾辅佐夏禹治水，家世显赫，素有“吕尚”之称。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姜尚得知文王有出猎行程，便在渭水磻溪垂钓，伺机与文王相遇。果然相逢后，姜尚的谋略才华令文王十分折服，文王欣喜地说：“我先君太公曾言必有圣人至周，使周兴盛，想必便是您了。我们早已期待您的到来。”遂拜姜尚为太师，尊称太公望。
文王礼贤下士，广纳贤才，贤能之士纷纷汇聚，史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令周国实力如虎添翼。
商末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剥削，导致奴隶纷纷逃亡。甲骨文中多次出现“丧众”记录，“众”指奴隶，“丧”即失去。文王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制定保护奴隶主权益的法律，规定发现逃奴必须大规模搜捕，所有捉回者必须归还原主，任何人不得私藏。此举赢得奴隶主贵族和诸侯的支持，积累了宝贵的政治资本。
在谋求自身壮大的同时，文王也巧妙施展离间计，使纣王疑虑重重。《韩非子·喻老》记载，纣王曾派胶鬲和费仲索要周国玉版，文王拒绝了胶鬲，却将玉版交给费仲。因为文王识破胶鬲贤能而费仲无德，故意用费仲挑拨纣王内心，使其心神不宁。《韩非子·内储说下》揭示：“文王资费仲而游于纣之旁，令之谏纣而乱其心。”
据西汉刘向《酆保解》记载，文王对商朝施行“四蠹五落”策略。四蠹指四种内耗手段：用珍奇异物诱惑纣王；用虚假言辞迷惑他；兴建豪华宫殿耗费民力；利用巫术令其昏乱。五落则是外部渗透策略：表忠心博得纣王信任；争取商朝贤能为己用；拉拢商朝侨民；收买巫师作为间谍；传播周德以启发民心。此计既使纣王放松警惕，也加剧了商朝的内乱和外患。
帝辛三十二年，即姜尚投奔文王第二年，甘肃灵台一带的密须国侵略阮国，文王以维护道义为名亲自率军讨伐，次年密须国投降。此举不仅增强了文王的道义声望，赢得诸侯拥戴，更让纣王更加信任他，赋予专征权，允许他无需纣王批准便可讨伐诸侯。
这一权力象征着周人独立抗衡商朝的重要转折。文王扭转颓势，开辟了拓展实力的关键局面，为灭商奠定坚实基础。
胜利后，文王命密须奴隶筑起祭坛“灵台”，并举行盛大庄严的军礼祭祀，祭天慰民。灵台遗址今在甘肃灵台县，是一处大型建筑群，含灵台、灵囿、灵沼、辟雍等建筑。祭祀体现文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也暗含其受命于天的政治宣示。
如何令天下认同文王是“受命代商”的天子？这成为关键。
于是，流传于诸侯间一则神奇传说：一只赤红鸟衔玉圭降临周祖社，啾啾鸣叫，宣告“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紧接着，文王王后太姒称梦见商朝宫廷长荆棘，太子发从周宫取梓树植于宫中，化成松柏榆柞四树。
文王闻讯，召太子发到明堂慎占，明堂是帝王朝会、发布政令、祭祀祖先的最高圣地。占卜大吉，明示“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意谓天帝将商朝政权赐予周文王及后继的周武王。
为寻求“代商”天命正统，周人费尽心思，不仅借“赤鸟衔圭”的祥瑞昭示天命合法性，还通过“灵台”与周原商先王庙宇的祭祀，与天神及祖先沟通，获得天命转移的正当依据。
然而在殷末迷信盛行的时代，百姓仍需天帝显现以证真伪。传说天帝果然显灵，训示文王：“勿徘徊勿动摇，勿妄想，渡河先登岸。吾欣汝德，不宜依靠刑罚和武力，务必默默遵天命。”
真假难辨，神秘莫测，“真命天子”逐渐浮出水面。《尚书大传》曰：“天之命文王，非啍啍然有声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听。命则行，禁则止，动摇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
“天乃大命文王”不仅确立了周在西方诸国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以周为核心的反商联盟形成。此时公元前1058年，距文王即位已逾四十载。
随着朝代更替，东方天子衰微，西方新兴的周民族和德性天帝冉冉升起。这个德性天帝虽非新生，却从隐秘走向显现，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周政治势力的兴起，同时带来了崭新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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